[Taiwan‧Kaohsiung‧爺爺的大江大海]
1933年，他那年7歲，每個月要跳上擺渡人的小舢板，搭4小時到幾十里外河岸碼頭，再走2里進小村幫祖父收租。開糕餅店的祖父在老家有60畝地，他記得雕梁畫棟的前廳，酥餅出爐時的香氣，從房間窗戶一望就是後花園鬱鬱的柏樹，他每天要和親戚輪班提著吊桶從花園裡水井打水。從小男孩的眼裡望出去，那片花園真是大得看不見盡頭，雞鴨在裡頭跑來跑去，他笑說那是「放園雞」。
他在2個月大時沒了母親，由奶媽帶大，後媽又為他添了4個弟妹。日本人來之前的日子安適卻短暫，祖輩留下的豐厚田產，光靠收租與佃戶繳的米糧就夠養活一大家子，他記得大人們賭博時一擲千金的模樣，還有炕上偶爾飄起的一股鴉片煙。
民國26年七七事變，對日抗戰開始，每當日本人一來，全家大小就躲去鄉下的外婆家。每次回來，故鄉又破敗一點，鄰居不見了，大宅子被燒了。他現在講起日本人時仍咬緊牙，房間有一本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書，他把幾頁訴著血淚的書頁重重折起，「證據都白紙黑字，現在還有日本人不認，真是可惡透頂！」
斷斷續續念完小學，挨到國二，從「後方」重慶回來的表姐夫問他，想不想去琉球，幫準備撤離的美軍工作。
36年5月，國共戰火正旺，國民黨政府節節退敗。他帶著簡單行李，到琉球的美軍基地當學徒，跟著盤點機件，故障的就學著修。久而久之，他學會幾句英文，除了掛念海峽另一頭的家人，日子比起顛沛流離的戰爭生活好過許多。
37年底，他和同事們都明白，老家是回不去了。
他和幾十位同事帶著美軍不要的二手吊車、推土機撤來台灣，把故障的機具修好。當時台灣還沒有這些重機械，他們靠機械出租發跡，民國43年被倂進經濟部資源委員會，成立中華工程公司，十大建設、鐵路公路、橋梁機場，都有他們的身影。
公司給「元老」級員工很不錯的待遇，便宜宿舍，相對優渥的薪水，每當有外派機會，也是「元老」們優先。他外派泰國5年，監工外包的道路工程，月薪200美金，當時的匯率是1美金比50元台幣，而台灣勞工月均薪是台幣1000元。家裡是左鄰右舍第一戶有電視機的人家，很多人都到家裡，圍著跳動黑白影像的機器直瞧。
那時他終於與家鄉的親人通上信，薄薄的信紙從泰國寄出，先到美國，再轉幾轉到金壇。那時他才知道，家裡的田都歸共產黨了，因為他在國外，全家被打成走資派，爸爸和哥哥戴上高帽子，遊街接受民眾的唾罵。
他原可以在泰國待久一點，還有機會派駐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，但二兒子病了，太太接著也病了，他收拾行囊回家，斷了後續的外派機會。40多年，這和國中沒念完一樣，成為他心頭最大的遺憾。「我大半生經歷亂世，運氣都還不錯，最大遺憾是沒能好好念書，再怎麼努力，到領班便升不上去。假如能念到高中，至少可以做科長。」
民國78年，他第一次回到闊別30多年的故鄉，那時兄長弟妹一大家子人仍擠在破落的老宅裡。他給每人100美金紅包，夠吃穿幾個月。
接著20多年，他來去大陸15、16趟，回故鄉5次，「第一次回老家，虹橋機場外只有幾盞昏暗的路燈，現在不得了，地鐵一下子就進市區。」3年前，他再次回到金壇，弟妹都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一天一個輪著請他吃餐廳。那有著雕梁畫棟前廳與漂亮後花園的大宅邸，現在是10多層樓高的銀行。
他和中華工程的老同事仍定期聚餐，但每次來的人都少了幾個。最近的一次聚餐，他拍著腦袋，發現自己突然記不清老同事的名字。
他從年輕開始每天跑步，在泰國外派期間跟同事一起跑山，現在他仍每天清晨3點半起床，早上6點到附近學校操場運動。有時冬晨寒涼，警衛多賴一會床，他和晨運的朋友一起拍門把警衛叫醒。但這幾年，這些一起運動的老友從近10個變成1、2個。
「變了，都變了，以前同我一起跑步的，8成都走了。」
他頓一頓，「現在愈來愈找不到人說話。」
不變的是每年年夜飯桌上的一道滷牛肉與滷牛腱，片得薄薄的牛肉鎖住恰到好處的滷汁，晶瑩的牛腱口感豐腴。這手藝是他少數從家鄉帶來，沒有隨時間消逝的事物。
不變的還有住開封的侄兒每年除夕夜打來的拜年電話，他的耳朵愈來愈聽不清，說話愈來愈大聲，從肺腑吐出的話語中氣十足，連巷口都聽得到。「好、好，我們都好，你呢？你們都好嗎？」
電話線隨著他的語氣顫動著，像是當年黑水溝的洶湧波濤，誰知道當年匆匆一別，就是一輩子的牽念。
「人生有太多無可奈何，我現在不氣也不怨，開開心心過日子就好。」
這是時代洪流中的一個流離故事。
這是爺爺的大江大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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